《惩罚与救赎：基督教与监狱关系史》引言

1968年1月，美国著名音乐人约翰尼·卡什（Johnny Cash）在福尔松州立监狱（Folsom Prison）监狱举办了一场被世人视为经典的演出（这是他第二次在该监狱演出），演出接近尾声时，卡什唱了一首由当时仍在福尔松监狱服刑的囚犯格伦·谢利（Glen Sherley）创作的歌曲《灰石教堂》（Greystone Chapel），引爆了全场。

这首歌里，格伦·谢利写道：

我的身体或许被囚禁于高墙之内，

但主已让我的灵魂自由。

弗尔松有一座灰石教堂

在这罪恶的巢穴里

它是一座敬拜的殿堂

你或许不会想到

上帝会在福尔松有立足之地

但祂救赎了许多迷失之人的灵魂

福尔松这里有一座灰石教堂

它由花岗岩筑成,屹立百年

在这里需要一串钥匙才能走动

但通往上帝之殿的门永远不锁

福尔松有一座灰石教堂

每一块石头都蒙上帝赐福

它是黑暗田野里的光明之花

赐予我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
今天，在欧美的大多数监狱种，宗教场所已成为标准配置，神职人员定期主持礼拜。对于很多服刑人员来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撑。以美国为例，许多联邦和州立监狱设有专用教堂或多信仰祈祷室，用于周日弥撒、每周祈祷会，洗礼及忏悔等仪式。这些空间由监狱牧师管理，他们不仅是神职人员，还承担心理辅导职责，帮助囚犯处理愧疚、绝望与重生议题。英国监狱系统同样如此，宗教服务被视为“康复计划”的一部分，强调悔改与道德重建。根据相关研究，参与宗教活动的囚犯再犯率通常可降低20%-30%。这不仅是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的体现，也是监狱管理的一种实用策略：宗教参与有助于改善囚犯行为、降低再犯风险，从而服务于矫正与公共安全目标。

在沉沦的渊薮之地施行救赎，这听起来与基督教的精神的确非常契合，圣经上也有明确的说法。《马太福音》25章31-46节的“最后的审判”中，耶稣明确指出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”

这段经文列举了六项“怜悯善行”——给饥饿者食物、给口渴者水、接待客旅、供给衣物、探视病人、探视囚犯——并将这些行为直接等同于服侍基督本人。因此，探视囚犯不是可有可无的慈善，而是末日审判的标准之一，是基督徒的义务。

那么，回头看，基督教和监狱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如此紧密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从历史长程来看，二者有着复杂而多变的互动。

监狱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，远早于基督教诞生。而作为新兴信仰的基督教，一开始并未引起当权者重视，自然与监狱无涉。但随着其不断壮大，罗马帝国开始严厉打压：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使徒彼得、保罗等人被铁链锁于地牢。该地牢即为马梅尔定监狱，如今成为基督徒朝圣之地，我称之监狱与基督教共同繁育出的第一朵花。

使徒保罗在监狱--伦勃朗

意大利·马梅尔定监狱

公元313年《米兰敕令》颁布后，基督教从被迫害的宗教转变为帝国官方信仰。教会角色发生根本逆转：它不再是被审判的对象，反而开始拥有审判的权力。建立起内部监狱，隔离“违规”的修士，让他们通过祈祷与劳作悔改。到12-13世纪，随着异端审判制度化，宗教裁判所兴起，教会监狱从内部纪律工具扩张为压制异见的牢笼，嫌疑人被迫在酷刑下“悔改”。

宗教裁判所的监狱

启蒙运动以后，理性之光照进牢房，酷刑被批判，宗教裁判所逐渐废除，教会失去直接司法权。但宗教并未退出监狱，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介入：18世纪贵格会（Quakers）将监狱视为“悔改的修道院”，认为囚犯可以在单独监禁中实现内省，与上帝对话；约翰·霍华德以基督教怜悯推动监狱的人道化改革；随后监狱系统实践的“感化院”与“宾夕法尼亚系统”（静默隔离系统）与基督教有直接关系，于是，有了独居特色的“格子式教堂”。

20世纪以来，现代关系模式基本定型:教会作为监狱惩教体系的辅助力量，提供精神关怀与到的支持。从特蕾莎修女多次进入监狱服侍囚犯，到多位教宗在全球监狱为囚犯洗脚，这一传统延续至今。即使在非基督教国家，如晚清中国，也有基督教团体（如基督教青年会、卫理公会、圣公会）定期进入监狱提供服务。

教会人员在京师模范监狱（摄影 西德尼·甘博）

京师模范监狱教诲室

京师模范监狱教诲室讲坛及墙上的五圣像（孔子、老子、耶稣、穆罕默德、约翰·霍华德）

有趣的是，历史的轮回令人感慨：昔日的监狱在千年之后，成为朝圣之地。也有古老的教堂湮没之后，沧海桑田，上面建起了监狱。监狱与教会，彼此渗透、互相塑造、反复撕裂又不断重生。

2004年，以色列卢德城米吉多监狱（Megiddo Prison）扩建时，在地下约1–2米深处发现的马赛克地板，考古人员推测原址曾是一座公元三世纪的基督教祈祷厅或礼拜场所，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基督教教堂遗迹之一。